当你与反诈骗警察交谈时，每个人都会告诉你关于徐玉玉的事情。
五年前的八月，这个18岁的男孩山东女孩上大学被骗走9900元，伤心到心脏骤停去世。
诈骗她的22岁的校长陈文辉被判终身监禁。记者采访他时，他说自己只是想像老乡一样赚点“快钱”，没想到会把一个女孩推死。
这才让人恍然大悟，电信诈骗除了骗钱，还能毁掉一个人的生活。此事之后，全国范围内对电信诈骗的打击力度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从这个节点出发，将目光伸向21世纪的前20年，梳理这场欺诈与反欺诈斗争的暗流。
这是一场守护者与罪犯的较量。从人力、意志到科技，善与恶的较量和追求从未停止。
一个
2000-2009:
亲属集团欺诈
跟踪罢工
电信网络诈骗，也就是我们后来常说的电信诈骗，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的台湾省。
21世纪初，随着两岸三通和mainland China电话、手机的普及，电信诈骗从。福建落地并逐渐扩散到全国。
起初，诈骗转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躲避台湾省警方的打击。这些诈骗团伙转战大陆后，往往聚集在一个区域甚至一条街，继续向台湾省人民抛出“出重金买孩子”的诱饵，或者冒充警察、司法机关进行诈骗。人口不多的台湾省差点被骗。
很快，台湾省的这些诈骗团伙发现，两岸人民同宗同源，那些诈骗剧本可以直接复制来诈骗大陆居民，于是他们把目标对准了大陆民众，开始在大陆发展下线。
(上世纪的台湾省)
福建泉州警察王晓斌从事反诈骗工作多年。在他的记忆中，第一批诈骗犯罪都是在当地实施的。诈骗分子购买通讯录，统一邮寄贺卡，谎称中奖，等待受害者上钩。如果有人打电话，就会被诱导一步步缴纳各种“存款”和“所得税”，直到受害人发现不对劲或者被彻底掏空。
在一些地区，这种诈骗模式一度被视为一种祭祖赚钱的方式。有了宗族关系，同村同镇的人甚至组团实施诈骗。
尽管当时的欺诈手段很粗糙，但这种黑色产业却在中国大陆生根并蔓延。直到很多被骗几千，甚至几万几十万的新闻见诸报端，人们才突然发现，原来有犯罪，不用看脸就能把口袋里的钱掏光。
这种新型犯罪自然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2004年，公安部组织全国公安机关开展了“严厉打击利用短信息和网络诈骗犯罪专项行动”，并于次年在部分重点地区实施了“治理手机非法短信息专项行动”。各地警方还结合公安部部署和本地案件特点，依托刑侦部门，开展了对电话诈骗和短信诈骗的打击行动。
这期间大家对电信诈骗并没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可以说摸大象是盲目的，只能遵循传统的侦查思路。好在当时骗子作案手段简单粗暴，几乎没有刻意隐瞒或伪装。警方接到报案后，通过查收款账号和电话位置，基本可以定位到嫌疑人。说到个别学网络电话的“聪明人”，警察只要找到银行转账记录，就更容易抓到那些幕后黑手。
当时最麻烦的就是出差和防骗知识的普及。因为犯罪分子和受害者横跨多个省市，需要警方在很多地方作战，与各地的警方、银行、电信等部门沟通。协作。而且因为很多地方和部门还不知道什么是电信诈骗，所以协作之前往往要先上一节课，很难讲。
在2006年，哈尔滨市公安局的调查人员打了起来厦门、广州不少地方用了整整8个月的时间，成功摧毁了一个特大网络电话诈骗犯罪团伙，抓获成员13名，缴获全部作案工具，涉案金额200万元。这是当时破获的最大一起电信网络诈骗案。
二
2009-2015:
公司特点很明显。
警方的对策已经升级。
2009年后，诈骗罪开始第一次升级。
一些诈骗团伙提升了他们的组织技能，从熟人联合起来的小作坊发展成公司入罪:招聘员工，组织培训，假装正常。公司“做生意”。公司内部分工明确。有人负责办卡，有人负责打电话，有人负责采购、培训甚至考核。
随着互联网和手机的普及，犯罪团伙也开始升级诈骗手段，包括制作钓鱼网站、利用伪基站发送短信、制作木马、盗取QQ等。与此同时，支付宝等互联网支付平台也关注到了这类快速涌现的新风险，开始判断趋势，酝酿反击。
(在此期间，网络钓鱼链接和病毒消息已成为常见的欺诈形式)
由于诈骗手段的升级，近年来电信诈骗案件迅速增加，每年涉案金额数百亿元，甚至政府机关也成为诈骗的目标。
在2011年，柳州民警蓝敏参加反诈骗工作后不久，就处理了一起跨国电信诈骗案。
骗子来了柳州受害者遍布美国日本，涉案金额700多万元。日本一对住在养老院的夫妇70多岁了。双胞胎奶奶也成了受害者，被骗走90多万。
犯罪团伙落网，但由于技术条件限制，取证困难。最终几个主犯判刑的涉案金额只有100多万。三名主犯最高只判了四年半。
（柳州市公安局反诈骗中心民警兰敏(左一)
取证难是这些年打击电信诈骗的难点之一。
前几年警方打击诈骗犯罪后，在隐藏犯罪链条、反侦察、反取证等方面下了很大功夫。比如使用虚拟网络电话、多次更换不同身份使用电话、要求司机取款、频繁更换诈骗窝点等。，给警方追查造成了很多困难。
尤其是银行卡转账，在掌握规则后，开始使用多级银行卡，不断从一级账户向二级、三级甚至五级账户转账。骗子转账一次，警察往往要跑几个月，可能会彻底调查资金链。
(警方在诈骗窝点查获的数千张银行卡专门负责提取和转移赃款)
那时，深圳当一些警察开始意识到不能再追骗子的时候，就应该想办法在网上拦截对策。深圳市公安局在全国首创了紧急止付和原路返还两种机制，即发现被骗后，公安机关可以直接指令银行冻结被骗资金，原路返还给受害人。
当时这两种机制在国内都是首创，其他城市甚至要联系警察来帮助协调银行的止付和冻结。这两种机制也成为全国反欺诈中心的重要运行机制。
比机制转变更重要的是，警察终于意识到，我们不能再跟在骗子的屁股后面跑了。我们得想办法跑得比骗子还快。
三
2016-2019:
产业化和外溢特征明显。
全社会反诈骗格局雏形初现。
2016年前后，越来越多的诈骗犯罪与大数据和身份信息泄露有关。无论是假冒网购客服的新招数，还是冒充公检法的老套路，骗子都可以通过网络更精准地锁定目标。
徐玉玉事件发生在一个年轻的黑客上游。与受害者徐玉玉同年，他利用安全漏洞入侵“山东2016年高考网上报名信息系统网站下载了60多万条高考考生信息。
根据这些身份信息，实施诈骗的犯罪分子给受害者设置了一个精准的陷阱:发放奖学金。徐玉玉在被骗的两天前刚刚申请了一笔补助金。
高层逐渐意识到，打击电信诈骗不仅仅是公安的事，还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上至国务院，下至县级政府，都建立了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席会议机制，汇集了公安、金融、电信等几十个成员单位进行打击治理。
依靠联席会议制度，各地公安终于不再单打独斗，采取了前所未有的措施。比如在国务院列出的7个电诈窝点的打击行动中，各地都拿出了斩草除根的势头。存在广西宾阳抓到QQ好友作弊，直接断开县城；存在福建龙岩抓网购诈骗，犯罪团伙躲在山里，警察和乡镇干部翻山越岭，寻找藏在山里的窝点。
经过艰苦奋战，在国内形成的大型犯罪团伙几乎全部被摧毁，尤其是在电信诈骗的七大重灾区，骗子在当地几乎无法立足。然而，出乎意料的是，他们找到了另一条出路——逃往海外。
由于东南亚一直是外派人员的聚集地，一些国家和地区与我们有着相同的语言和习俗，因此成为了外逃骗子的首选，尤其是云南相邻的缅北因为特殊的历史原因，成为犯罪的温床。
诈骗犯罪在缅北聚集并迅速完成生态进化。围绕欺诈公司有负责引流的，有提供渠道服务的，有提供金融服务的，形成一套产业链。不仅如此，诈骗的套路也紧跟社会潮流发生了变化。
“16年可能最流行的就是刷单；17、18年其实是杀猪板冒充公检法；20年年初，疫情期间，网贷诈骗特别猖獗。”王晓斌说，“因为疫情期间小微企业缺钱，这个需求就被诈骗抓住了。”
骗子可以偷渡出国，但是警察出境比较困难。当时很多公安机关意识到，与其把精力花在打架上，不如在宣传上下功夫。普通人只要有识骗防骗意识，也可以压制诈骗预警。
于是，2016年以来，各地反诈骗宣传大力开展。在全国范围内，从发传单到电视广播宣传，再到群发信息防骗，各种手段也是如火如荼。
银行柜台、电信营业厅、ATM机，以及所有与电信诈骗相关的场所，都设置了防骗宣传和工作人员，提醒防范诈骗，这已经成为国家标准。营业网点工作人员的“防骗”“全民防骗”等字眼也开始频繁出现在媒体上。
(“无孔不入”的防骗技巧)
(防骗宣传深入工厂、社区)
四
2019年后:
诈骗与反诈骗展开AI对抗
在泉州2016年，王晓斌警官追踪徐玉玉案件，已经从事一线警察工作十年。杭州民警罗勇正式成为全国首批反诈骗中心。浙江全省首个反诈骗中心-杭州市公安局反诈骗中心成员，负责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防范和宣传。
2019年后，他明显感觉到诈骗犯罪的手段升级了。
（杭州市公安局反诈骗中心民警罗永哲)
投资骗局、杀猪计划、虚假信贷欺诈等。突然上升，几乎在同一时间，诈骗团伙开始使用更先进的互联网技术。
比如利用AI进行初始筛选通话，操纵大量账号，模拟语音，甚至智能变脸，试图绕过人脸识别。
有的诈骗app把服务器放在国外，没有实名认证，可以多次跳转，无法追查；有的使用VPS、VPN虚拟机，成为躲避公安查处的有效武器；为了避免资金溯源，一些诈骗团伙直接使用比特币进行交易。
以往常用的打击信息和资金溯源存在很多困难。
“搞电诈的人越来越狡猾，嫌疑人身份越来越难判断。”罗永真的一个同事说，“电信诈骗的风险不是玩玩就能解决的。”
警方开始寻求新的方案:联合互联网。公司，电信运营商主动出击，共同打击，在诈骗发生前建立反诈骗防线。
2016年，支付宝妈妈公司蚂蚁集团专门成立了电信网络诈骗技术研究小组，利用包括“图形神经网络”、“游戏攻防”在内的一系列人工智能创新技术，遏制平台诈骗的发生。次年5月，蚂蚁正式成立反欺诈中心。
欺诈与反欺诈在大众尚未关注的地方悄然进入AI对抗时代。
程默于2019年开始以支付宝风控技术员的身份参与反欺诈工作。
“你把钱转给了一个陌生人。这笔交易中肯定有很多信息，然后我们就可以根据这些信息来判断这笔交易是否存在欺诈风险，是什么样的欺诈风险。”在介绍人工智能识别欺诈的逻辑时，成蓦说，“最后根据危险程度、欺诈方式，或者欺诈的轻、重、慢、急，来决定向他输出什么样的服务。”
(支付宝反诈骗中心技术专家成蓦)
成蓦以支付宝的风控管理为例，介绍了后台反欺诈措施根据风险程度的升级逻辑:
最低的是交易确认页面提示“谨防电信诈骗”。如果系统判断有一定风险，会弹出提醒，可能是误伤，需要解除。
对于高风险交易，要直接屏蔽交易，启动唤醒热线，与用户核实信息，提醒风险，进行劝阻。
(支付宝转账过程中的一些风险提示方法)
“最近流行的杀猪盘比较麻烦。”成蓦举例说，“因为犯罪分子会伪造一个相对真实的人，他们可能已经和受害者恋爱了几个月，或者被交友洗脑了，而我们只有几分钟的时间。叫醒热线可能要打好几次，然后给他发一份智能问卷，就是要创造机会让他静下心来信任我们。我们希望在用户资金受损之前，通过唤醒热线给用户更多的提醒。”
再好的骗子，骗来的钱总是要转的。负责生态治理的陆顺也表示，近年来，支付宝一直在与警方合作优化反诈骗流程，希望帮助用户追回被骗资金。
支撑这堵防护墙的是支付宝的智能风控引擎。
它会扫描系统中每一笔支付交易的风险，根据用户行为特征和风险特征做出实时评估，精准识别账户异常行为，在0.1秒内进行风险预警和控制。同时通过AI自动拨打提醒电话。目前蚂蚁防骗劝阻电话90%以上是AI拨打的，唤醒成功率超过人工客服。
但是，骗子不是吃素的。在发现自己被AI系统频繁拦截后，他们在收到唤醒热线时，开始更新自己的骗局，诱导受害者撒谎。据说蚂蚁的风控团队准备在反欺诈模型中引入“测谎”功能。
五
诈骗的高危对象是谁？大家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这场善恶之战还远未结束。
不管是反诈骗警察还是网络。公司安检人员，或者反诈骗宣传志愿者，都在不断重复一个观点:不要心存侥幸。无论是老人、女性、高级知识分子还是政府官员，每个人都可能是诈骗的高危目标。
(民警在墙上推出标语，让防骗防骗入脑)
你以为自己知道很多诈骗手段，不会被忽悠，但诈骗手段总会花样翻新，让普通人和自己的信息永远产生隔阂。在缅北或者非洲的一个小城市，黑色产业链上的很多人都在盯着你的信息，寻找你因为恐惧或者贪婪而失去警惕的那一刻。
“我见证了反欺诈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发展过程。什么时候我们能走在骗子前面，我们就真正打败了它。”回顾自己多年的职业经历，蓝敏兰警官说。
几十万的警察，无处不在的反诈骗宣传，致力于用技术打击诈骗犯罪的工程师们，一直在努力构筑一道安全的防护墙。他们捍卫的不仅仅是个人财产，还有普通人对社会秩序的信任和对生活的希望。
打击、宣传，以及AI技术和大数据计算能力带来的强大风控能力，随着这三种力量的更紧密结合，反诈骗战线在过去20年所期待的“走在骗子前面”或许会成为可能。
这场正邪对决还没有结束，但是在无数人的努力下，胜利的天平正在逐渐向正面倾斜。
(“无孔不入”的防骗宣传在大街小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