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GV机器人

“十五”期间，我国智能制造发展必将进入高速成长期，具体表现为:(1)全力提升。工业互联网和产业互联网的质量和深度；(2)把智能制造的利润贡献率提高到第一位；(3)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世界。工业机器人最大的消费国。然而，在快速智能化的过程中，有研究预测，未来中国77%的工作岗位将被智能机器取代(Frey and Osborne，2015)。此外，主流理论认为新的工业革命在造成制造业就业比重急剧下降的同时，会相应提高服务业的就业比重(Autor and Dorn，2013)。根据“鲍莫尔悖论”，服务业比重的增加会缓解就业压力， 但会抑制劳动者报酬的提高和经济增长。

面对势不可挡的智能化趋势和迎面而来的就业问题，如何理解新技术背后的新就业？如何协调行业的技术结构？如何化解“中国智造”带来的就业结构变化？相信本次“两会”对此会有热烈的讨论，也是值得我们提前研究和探索的。

第一，“中国智造”对中国就业结构的影响大于就业总量。

早在“十三五”时期，我国就把智能制造作为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主攻方向。目前，用数控机器人随着自动化生产线、个性化在线定制、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智慧农业、智慧医疗等“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中国制造业正在发生深刻变革。例如，百度正在与小米合作，在物联网和人工智能领域开发更多的应用场景，而腾讯和JD.COM也在密切合作，布局电子商务生态系统，这些都是中国智能转型的重要体现。

随着“中国智造”的快速发展，从第一次，工业一个从革命开始就一直困扰我们的问题猖獗。即由于新技术的广泛采用，大量劳动力将失去原有的工作。对此，学术界认为不要过于担心，因为随着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高，被替代的劳动者总能在新的行业和新的岗位上找到工作。例如，根据世界机器人根据该协会(IFR)的研究报告，2000年至2010年，美、日、德、韩、中、巴西六国中，除日本外，其余国家均为制造业。机器人这个数字翻了一番，而除了美国以外，所有国家的失业率都下降了，也就是说，工业机器人它的采用和普及并没有在大多数国家造成严重的失业 (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具体到中国，未来的“中国智造”将从三个方向影响中国的就业市场。

首先，“中国智造”将取代和淘汰一批关键岗位。

这些岗位包括日常办公室管理、财务管理等重复性脑力劳动；还包括工厂管理、翻译、保安管理、驾驶服务等中等复杂的工作；甚至还有一些把信息技术的体力和脑力结合到机械设备上的工作，比如外卖小哥、旅行定制师。

第二，“中国智造”会挤出相当一部分高科技岗位。

这些工作包括脑力劳动强度大、效率低的工作，比如图像。监控扫描和识别等。还包括超出劳动者感官和反应极限、质量难以保证的工作，如精密仪器的检验和测试、辅助驾驶系统的紧急制动等；还将包括不允许工人进入工作环境的工作。比如，深空探测的专业岗位将是智能化的。机器人完成了。

第三，“中国智造”还将创造大量新的就业岗位。

总的来说，随着“中国智造”行业的深入，人工智能的应用领域越来越多，几乎所有存活下来的企业都需要增加智能智造和智能服务人员的员工数量。过去十几年来，由于使用了更智能的机械设备，全球汽车行业没有减少而是增加了100-150万个就业岗位，相当于目前全球汽车行业就业人口的10-15%。普华永道的一项研究还发现，人工智能将特别用于医疗保健，教育、金融、文化、旅游创造新的就业机会。

综上所述，从长期来看，“中国智造”不会减少中国整体就业，但会对宏观就业结构产生深远影响。

“中国智造”改变了中国的产业属性。

未来10年，新的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将不断推高。工业企业的生产力把大量的工人转移到了服务业。这可能会相对降低服务业的生产率，导致“鲍莫尔悖论”。即服务业从劳动生产率相对较低的地方吸纳。工业大量从制造业转移出来的就业人员进入服务业后会继续维持较低的劳动生产率，长期来看会抑制或减缓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近年来，中国经济实现了持续的高增长，而服务业还没有沿着预期的高质量增长路径发展，这说明我们还没有完全克服“鲍莫尔悖论”。

在我国目前的国情下，地方政府往往认为发展服务业消耗行政资源多，见效慢，回报低，服务业资金投入的机会成本大于制造业。所以服务业对大部分地方政府没有吸引力，导致很多地方政府更倾向于引进发展。工业科技行业。

但“中国智造”的发展将彻底改变上述判断，进一步模糊制造业与服务业的界限，各地将逐渐发现，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的“智能系统-服务业”发展是未来趋势。一方面，服务业在维护社会稳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发挥着巨大作用。另一方面，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的智能产业可以直接扩大经济规模，促进人力资本积累，推动技术创新。被新技术替代的劳动者也将直接在“系统-服务一体化”行业中被消化，实现区域劳动力市场的内生供需平衡。

目前，中国人均GDP已超过1万美元。配第-克拉克定理表明，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第三产业将逐渐取代第一、二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未来，服务业将在中国经济和社会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此时的服务业已经不再是传统视角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而是统一的“人机协同密集型”产业。据估计，中国现在是工业劳动生产率是服务业的120%，"中国智造"的发展将在十五计划中弥补这一差距。

推进智能战略的政策趋势展望

由于智能技术具有节省劳动力和资源的趋势，且发达国家形成赢者通吃的格局，智能和相关形式的自动化技术的进步可能会逆转中国等新兴市场在过去半个世纪融入世界经济所取得的成就(Korinek和Stiglitz，2021)。因此，中国在政策应对和问题解决上必须有超前的考虑和设计。“十五”期间，中国有望整体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智能化发展很可能率先突破“鲍莫尔悖论”，形成知识经济大潮下就业结构升级的“中国示范”。

为此，我们可以观察和探讨以下政策趋势:

利用“智能+”实施全产业链“大促战略”。

目前，以人工智能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有工业制造业更容易得到支持和倾斜，但实际上从就业和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工业“智能+”加上现代服务业，可以带来更高的产业效率。“智能+”对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全产业链的均衡推进，很有可能是未来产业政策的新趋势。有学者分析，如果中国制造业和服务业能够实现智能化融合，2035年中国GDP增速可以从6.3%提高到7.0%左右。这方面的典型案例是苹果。公司特斯拉呢公司我们很难将它们定义为工业制造企业还是软件服务企业，但明显是“智能融合企业”。

使用全球智能公司多方共赢格局，强化政府主导的数据监管。

数据信息政策已经上升到各国政策议程的首位，最近的国际贸易协定为国际科技巨头提供了更好的保护。当前的数字经济规则是由科技巨头制定的，他们很少关心公民的数据利益。而且，以美国为首的智能巨头公司数据垄断(包括比特币等区块链公司)正在加剧。他们利用对来自世界各地的海量数据的访问，进一步改进他们的产品，以控制消费者的需求。欧盟正在积极制定规则，以确保人们分享新数字技术的好处，并将伤害降至最低。然而，将数据控制权交给个人是不够的。有证据表明，在没有政府监督的情况下，个人会将自己的数据交给数字巨头，以获取不成比例的收益。在这方面， 中国很可能会通过政策创新，更加强调政府主导下的知识产权治理，以维护信息权利结构的公益性和公平性。

利用数字经济促进灵活就业和零工经济的大发展。

新冠肺炎疫情将给全球治理模式和公众行为偏好带来一些永久性的变化，包括就业形式的变化。这一突发公共事件对服务业就业造成了严重影响，破坏了服务业的“就业蓄水池”作用。各国政府发现，长期以来，数字经济解决就业规模和质量的能力在冲击面前被大大低估。未来通过智能服务解决就业，将带来工作时间、生产场所的高度弹性，以应对多变、不确定的环境。一个明显的政策趋势是加大对灵活就业和零工经济的投资支持和技术支持。

利用产业智能化的契机，加强对新兴劳动关系的政策引导。

随着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简称ABCD)等新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出现了许多新的业态，其特点是就业更灵活、工作自主权更高、合同独立性更强。目前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都面临着如何界定新兴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的劳动关系，进而确定社保缴存关系、确定工作时间的问题。2019年9月18日，加州签署了AB5法案，以加强对这类企业(零工经济)工人的保护。预计中国也将在“两会”期间关注这一问题，并逐步出台相关政策，完善在线租车、互联网及通讯平台、自由撰稿人等行业从业人员的法律保护和劳动保障， 远程办公和网上微店。

利用疫情后的发展窗口期，加大对“中国智造”的基础研究。

疫情过后，各国经济将进入恢复期，中国将率先控制疫情，迎来更加宝贵的经济反弹窗口期。为了帮助“中国智造”在经济复苏中的边际作用，中国将加强智能产业运行的基础研究，探索智能技术和智能产业的前沿特征和实现路径，提前研究“大产业”或“产业协同”。机构“不同的形式和路径，在‘智力服务一体化’的道路上探索‘跨部门协同管理’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