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得益于其以相对低廉的土地、劳动力和环境成本等比较优势融入全球生产网络。通过建立经济特区和出口加工区，吸引外资和技术，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国成为举世瞩目的“世界工厂”。然而，这种全球代工模式也导致了对出口订单的高度依赖。一旦欧美市场疲软，消费不振，中国的加工企业将面临巨大的生存压力，甚至破产。
从另一个角度看，世界范围内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主要动机是“自下而上的竞争”，即寻找低成本劳动力，经济学家称之为不发达国家可以利用的“人口红利”。这种自下而上的竞争模式，必然导致劳动社会学家和劳工权益倡导者所关注的“血汗工厂”问题，以及随之而来的劳资纠纷和工人集体行动。正如著名学者西尔弗所说，“资本走到哪里，劳资冲突就跟到哪里”。因此，当制造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劳动者开始要求更高的工资和社会保障，特别是当劳动力市场逐渐由过剩转为短缺时，经济发展模式和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成为理论和实践的迫切需要和必然选择， 而中国的发展正处于这一转型的关键时期。
在此背景下，中国国务院分别于2015年和2016年推出了“中国制造2025”和“创新驱动发展”两大战略。根据《中国制造2025》的战略规划，中国将在2025年实现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的目标，然后在2035年能够与发达国家抗衡，最终在2049年成为世界制造业的主导力量。智能制造被视为未来20年中国制造业的主要方向。其中，包括工业机器人高档数控机床、自动化等智能装备和智能生产线的研发被列为重点发展领域。
总的来说，中国的工业工业化道路正在超越“世界工厂”模式。一方面，用“技术红利”替代了以前的“人口红利”；另一方面，通过消费升级，带动产品的个性化、定制化、智能化转型。因此，中国的产业升级战略既有“技术调整”，也有“产品调整”。同时，考虑到我国幅员辽阔，区域发展差异显著，“空间调整”更多的是产业从东南沿海发达地区向中西部欠发达地区转移。在走向智能制造的过程中，“竞相逐底”并没有完全消失，“严阵模式”在一个国家仍然有所体现。
中国式“机器换人”
在我国珠三角、长三角地区，以“机器换人”为特征的生产信息化、自动化技术改造正在成为产业升级的主要手段。作为先进制造业的关键支撑设备，工业机器人应用范围明显扩大，从传统的汽车、电子行业扩展到五金家电、仓储物流、食品加工等新兴领域。
据统计，中国近年来。机器人密度增速最快的国家从2013年的每万人25台增加到2017年的每万人97台，从2013年开始成为全球最大。机器人2018年销售市场工业机器人市场规模将达到62.3亿美元，增速全球第一。四海工业机器人巨头们也纷纷在中国建立产业基地，全方位抢占市场制高点。国家非常重视。机器人产业发展，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都出台了鼓励和扶持的政策，比如2015年3月，广东省政府发布的《广东省工业转型升级三年行动计划(2015-2017年)明确指出工业企业开展“机器换人”计划，其中佛山和东莞“机器换人”的路线图和时间表 以传统制造业为代表的地区都提出了符合当地发展实际的要求，而且规模和力度都是前所未有的。
虽然普遍认为中国制造业的“机器换人”正在新一轮。工业在革命爆发、人口红利消失的背景下，国家布局了实现制造业升级转型、成为制造强国的重要战略。但是，以中国制造业为基础的产业类型多样，产业结构复杂。工业2.0、3.0、4.0同时并存，不同行业和产业采用的“机器换人”策略差异很大。因此，我们需要对不同类型行业的“机器换人”进行分类，这对于我们理解中国式“机器换人”现象及其相应的背景和影响尤为重要。在大量文献研究和实地调研的基础上，我们区分了两种类型 “机器换人”——高端制造业的“智能化”、“无人化”生产，低端产业的“人力节约型”生产。下面将分析两类“机器换人”的机会及其对生产方式和劳动流程的改变。
高端制造业:“智能化”和“无人化”
《中国制造2025》明确规定，实践工业变革的重要途径是建设信息化、自动化的智能工厂，但自动化本身并不意味着智能化，除非与人工智能、信息物理控制系统、大数据深度融合。智能工厂被定义为超越简单自动化的灵活系统。“它能在更广的网络中实时或接近实时地自我优化、自我适应和学习新环境，从而在整个生产过程中自动运行”。智能工厂被认为更可靠、更主动、更有预见性，因为它可以通过实时分析和学习数据来即时做出反应，以适应客户需求、市场趋势和产品迭代的变化。因此，智能工厂中的生产过程，包括生产运营、仓储、R&D跟踪、质量控制和设备维护， 将会大大升级，电子化。在工信部支持的首批“智能制造专项”中，已获批的企业主要包括海尔、美的、长虹等家电龙头企业，以及新能源汽车、钢铁、制药、化工、电子科技等行业的龙头企业。这些企业是不同行业高端制造业的代表。
边肖曾参观某知名家电品牌的智能制造和工业互联网示范基地。他们一进生产区，首先看到的就是生产管理信息系统。整个生产过程实现了数字化和可视化，管理人员可以通过电子屏幕上的实时数据了解生产速度、进度、物料供应和管理、质检良率等关键数据。整条生产线有两层，上层是物料的运输，下层是装配装配线，但机械臂和自动化设备成为生产过程的主要力量。机器人用防护围栏与工人隔开，确保生产安全。机器人通过射频识别技术实现与零件的通信，许多机器具有可视化功能， 这样他们可以在手术前拍照。基于组件的配送需要先扫码，然后用自动运输车运输产品。装配之后通过智能设备扫描测试质量，包括能耗、性能稳定性等等。在整个生产过程中，工人不承担繁重的体力劳动，只负责粘贴空调的标识。装配海绵和焊接。企业的管理层告诉我们，这条智能生产线引进了46机器人并且110台专业机器替代了41名工人，实现了65%的自动化率，已经能够实现小批量、定制化生产。
虽然工厂对外宣传是智能制造示范基地，但实际上现有的两条智能生产线只占全厂生产线的10%。除非全面普及，否则减少工人数量，降低人工成本的效果微乎其微。相对于“机器换人”，该企业现阶段的升级重点是“工业互联网”-通过提取底层机器和设备的数据，经由工业云计算反馈可以实现智能保障，制造、物流、销售的先进制造体系。
与生产部门的自动升级相比，工业互联网转型也是推动智能生产的重要举措。据介绍，这家企业的生产自动化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在2008年初，它只是一个自动化的单点。随着自动化生产线带来的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的提高，公司高层结合产业发展趋势决定加大投资，从买机器人将生产线转化为投资工业数十亿美元已经投入到互联网项目中。
2019年2月21日，浙江湖州，在新冯明集团。湖州钟石科技有限公司公司十多辆智能落纱无人车在车间里来回穿梭，将成品从生产线运送到下一个车间。这些无人车具有主动避障和自动的特点。装配等高级功能，相比原来的人工操作，无人车的效率大大提高。
与智能工厂并行的，还有“无人工厂”的想法。“无人工厂”是高度自动化工厂的另一种表达方式。特斯拉、宝马等欧美顶级汽车厂商，往往自称是高度自动化生产模式的“无人工厂”。这种全自动化无人工厂生产模式也被中国汽车厂商模仿和借鉴，如2016年投资72亿元的吉利集团。宝鸡一家工厂冲压焊接、装配、涂装三个主要工序已经高度自动化甚至全自动化，基本实现了“无人化生产”。
“无人化”的生产模式往往出现在新规划的生产基地，而不是改造旧生产线。笔者走访的一家新能源汽车厂商是广东韶关新的生产基地也非常接近“无人工厂”的理念。尽管母亲公司作为汽车制造商，生产基地从事非核心业务——手机代工。参观车间于2017年投产，由企业投资数千万元建成。该车间配备了1000多台数控机床和数百台。工业机器人，共182条生产线。这种全自动数控机床通常采用“一拖六”的模式，即一机多用。机器人拥有六台数控机床:机器人负责进给和装卸相应的机床，并由机床完成钻孔、车削、 根据既定程序进行研磨和抛光。焊接等十几个手机壳处理程序。在这个生产车间里，真正的生产加工操作全部由机器完成，车间里只有几个工人——普工负责物料运输和补货，技工负责设备检查和维护，一般一个工人负责50台机器。
上述知名企业的“机器换人”之路，其实就是在自身资金投入和国家政策资金支持的基础上，对其生产方式进行高度自动化和智能化的升级。智能化升级的目标不仅仅是节约人力成本，因为相比生产线改造的投入和雇佣高端技术人才的成本，其在人力成本节约上的效益并不显著。更重要的是，智能工厂的创建将有助于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从而塑造先进的制造业企业形象，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得先机。此次智能化升级也正式宣告生产企业实现了向技术密集型、行业领先品牌的自我升级。
低端产业:"拯救人类"
与领先品牌和高端产业并行的，还有曾经劳动密集型的低端产业。在过去的30年里，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然而，当人口红利逐渐消失时，劳动力价格上升，可以从劳动者身上获得的剩余价值不断被挤压，低端产业也在努力摆脱对密集型劳动的依赖。事实上，尽管学者们对“刘易斯拐点”是否真的造成了制造业劳动力短缺仍有争议，但劳动力价格崛起是不争的事实。对于业务经理，使用机器人或者使用人力，只是降低到成本和收益的考虑。工业4.0刚刚推广的机会机器人工业的蓬勃发展大大减少了生产。机器人普通的成本工业机器人它不再是高不可攀的昂贵设备。因此， 越来越贵的人力和越来越便宜的机器人两种趋势共同造就了珠三角和长三角制造业的“机器换人”浪潮——“救人”。
现有的研究和媒体报道显示，企业使用工业机器人可以节省65%-90%的劳动力，通常两到三年就可以收回成本，有的甚至可以在一年之内。与过去相比，如果企业引进进口自动化设备，通常需要八年时间才能收回成本。现有数据显示，机器换人计划实施后，浙江该省两年内裁员200万人。东莞该市在三年内拯救了20万名工人。可见的，机器人裁员效果显著。
除...之外机器人吸引这类企业“换机”的另一个因素是当地政府对企业升级机器设备的大力支持。举个例子，广东该省计划在2015-2017年共投资9430亿元，推广1950多个。工业企业实施“机器换人”:在东莞政府计划每年投资2亿元支持企业升级自动化；存在佛山2018年，政府开始每年投入1.3亿元补贴企业进行“机器换人”。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企业都有机会获得政府对自动化升级的补贴。政府在制定地方产业升级和转型计划时，已经决定支持哪些产业，并逐步淘汰其他产业。一些成本过高或转型困难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如制鞋业、服装业，在没有政府支持、成本上升的情况下，不断外迁、迁入或关停。
与高端制造业向智能工厂的升级目标不同，低端制造业的“机器换人”除了技术进步本身的推动，更大程度上源于劳动力成本上升带来的压力。这里涉及到什么机器人80年代日本和欧洲技术相对成熟。作为缓解劳动力短缺的应用技术，这些机器人大部分工作都是简单重复的。目前，中国低端制造业已经引进机器人他们中的大多数都从事于搬运、码垛、装配、焊接、绘画等相对简单重复的操作来代替日益昂贵的人力劳动。
“机器替代”对就业和工人的影响
从以往学者对技术与就业、劳动者关系的研究来看，“机器换人”的社会学意义不仅体现在是否取代劳动者，还体现在劳动者技能的变化以及对劳动过程控制、劳动结构、劳动管理模式的影响。
首先，机器人它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取代劳动者，是否造成失业，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从我们现有的案例研究来看，机器人它确实替代了工人，替代的程度取决于企业的使用情况。机器人的普及和自动化。目前“机器换人”的普及面并不广，工人的自动离职率仍然很高。虽然我们知道有些企业会采取小规模的谈判离职，但我们并没有发现大规模的裁员。机器人替代工人的情况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仍然需要通过连续的、大规模的统计数据来观察。
第二层含义是机器人介绍对工人技能的影响-这也影响工人对劳动过程的控制。与主流话语中强调的“技能提升理论”或“技术赋权理论”不同，笔者观察到的现象仍然更接近劳动过程理论创始人布雷弗曼(braverman，1974)所倡导的“劳动退化理论”，“技能提升理论”只符合少数掌握专门技术的劳动者。在我们调查的工厂中，我们发现，无一例外，机器人而且自动化设备的引入大大简化了生产工人的工作，但这并不意味着工作变得轻松了——工人只是从原来的操作工、技术员退化成了搬运材料、上下工件、看守设备的辅助工人， 而劳动强度可能是由于机器人的有效运作。技术的更新换代也可能导致原本从事某些技术工作的工人退化为普通操作工。
在一家从事汽车座椅生产的企业中，原本就有大量的公司从事。焊接工作焊工，因为焊接属于技术工种，工人每月享受额外岗位津贴。介绍机器人之后，人工焊接成为机器人手臂焊接原来的焊工不用再搞了。焊接工作，只是付出机器人组装和拆卸都很简单。装配原来的岗位津贴也取消了。在这种情况下，原本从事熟练工作的焊工，由于机器人通过技术的引入。
第三层含义是机器人“”的使用对劳动结构和车间生产政治的影响。存在机器人在大众化的工厂中，劳动力结构也会出现明显的两极分化:软件工程师、数据分析师和具备特定知识技能的技术操作人员负责产出任务、流水线速度、智能质量扫描检验等生产安排；而半技术或低技术工人则从事流水线和作为数量有限的辅助工人。机器人辅助工作。对于低技能或半技能工人来说，通过技能提升实现内部晋升并不容易。事实上，企业通常会重新招聘和培训高学历和相关专业背景的人，而不是对生产线上的普通工人进行再培训和技能提升。
因为这两个工作差别太大，普通工人多是农民工，本来就受影响。教育水平普遍较低，技能培训所需的时间和经济成本也不是每个劳动者都能承受的。技能和知识的差距导致内部劳动力市场机制基本失灵。与此同时，由于工人数量的显著下降，工人被嵌入机器人在以泰勒制为中心的技术控制中，基于泰勒制流水线的工人团结和集体行动的可能性也会降低，不同工种的分化也会阻碍技术人员和辅助工人团结的建立。工会、集体谈判等内部调节机制恐怕难以发挥作用。
无论是智能化、无人化还是人性化生产方式的出现，”机器人“将对车间的生产流程、组织形式和管理模式产生重大影响。当机器替代变得流行时，机器人而不是人类工人成为生产的中心，这在理论上意味着工人在失去对“概念”的控制后，开始失去“执行”的主动权。正如布雷弗曼预测的那样，车间里的生产工人(如果他们还存在的话)正面临着更大程度的技能去除。
另外，不同于福特式或丰田式的大规模生产，未来的智能工厂是以大规模定制为方向的柔性生产系统。智能设备基于云计算的“大脑”调整生产程序和生产计划，生产的进度不需要依靠工人的生产力和积极性——无论是强制性的还是霸权性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布洛维的“追赶”
结论:
世界各地工业在发展史上，“机器换人”并不是一个新现象，是从18世纪的作坊手里产生的。工业根据机器的大小工业从电气时代到自动化时代的转变，每一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技术革新创造了一轮又一轮的“机器换人”。技术升级和“机器换人”对就业和工人的影响一直有争议，但尚无定论。劳动过程理论和冲突理论家认为，机器取代了工人，导致工人“去技能化”，从而剥夺了工人对劳动过程的控制权，削弱了他们的议价能力；技术决定论或管理理论家主张技术是中心，失业等社会问题的出现源于社会关系的组织方式和制度安排跟不上技术进步本身， 而不是技术本身的问题。存在机器人随着时代的到来，这些经典的理论和观点仍然需要研究者不断验证和更新。
实际上，机器人与人类社会的关系一直是世界各国政府持续关注的社会问题。不同国家的应对策略反映了国家在处理技术进步和社会关系方面的关键作用。第一次是在1959年工业机器人生于美国，美国政府考虑到当时的高失业率，对其发展进行了预测。机器人会造成更高的失业率，所以是不对的机器人业界提供资金支持，不组织研发。机器人技术。
出于同样的原因，英国政府颁布了否认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报告，对吗工业机器人发展实行严格的限制。相比之下，日本后来居上，成为机器人王国主要得益于政府的大力扶持，这也是基于日本劳动力短缺的社会现实。尽管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政府机器人科技的发展做出了不同的应对策略，科技发展的新趋势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工业4.0和“机器换人”的进程势不可挡。
在中国，“机器换人”不仅是一个新现象，而且会造成新的社会问题和影响。最直接的影响是，作为人口大国，大量低技能岗位正在或将要被替代，大规模的结构性失业仍有可能发生，但这种风险正被“劳动力稀缺且昂贵”的论调所掩盖。一旦技术突破使机器人更大程度上降低了成本，机器人随着大规模普及，这种风险会变得更加严峻。
其次，即使机器的替代可以为制造业创造更多的技能型和知识型岗位，但现有的制造业工人大多是农民工。教育水平和职业技能较低，如何适应制造业人员不断升级的需求也将成为新的社会问题。更深层次的影响是，随着工作类型和技能的两极分化，劳动者的收入差距将继续扩大，并且机器人持有者会以更快的速度积累财富，贫富差距的扩大可能会导致更广泛的社会问题。虽然上述问题仍然是由劳动力短缺和机器人可以用“增效提质”的讨论来掩盖，但其潜在的风险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
总的来说，”机器人中国工业化的快速扩张引起了生产过程的升级，为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和劳动关系的变革创造了全新的物质条件，也蕴含着许多值得探讨和研究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关于机器人未来的发展前景是基于机器人中心，把工人置于技术的控制之下，或者发展以人为中心的人机协作机制还是取决于社会制度的安排和公共政策的制定。
社会制度如何安排，也会影响未来财富的分配，因为可以预见，财富会越来越多地流向那些机器持有者或者其他资本持有者。作为社会学研究者，我们将继续关注和探讨“机器换人”对生产方式和劳动关系的影响，继续在就业政策、培训制度、管理制度、生产安排、工会建设、工人主体性等方面贡献更多具体的实证研究。